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。身家可以牺牲，是非不可不明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——1948年陈嘉庚为缅甸《新仰光日报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创刊三周年纪念题词

　　以四万万之民族，决无甘居人下之理，今日不达，尚有来日，及身不达，尚有子孙，如精卫填海，愚公移山，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——1919年陈嘉庚于厦门陈氏宗祠倡办厦门大学的演讲

　　[镜头3]

　　沿着龙舟池畔的花岗岩石板路前行，我们来到了归来堂。堂前的嘉庚铜像正翘首眺望远方，仿佛期盼着海外亲人的归来。集美上了年纪的乡亲告诉我们，陈嘉庚先生生前有个志愿，为了召唤海外亲人不忘故乡，热爱祖国，应该让他们归来时有个落脚的地方，因此，想在故居前面建一座“归来堂”，建筑费用不超过三万元。周恩来总理在陈嘉庚先生逝世后获悉这一情况，认为此事意义重大，指示要实现陈先生意愿并扩大建造规模，以为永久纪念。1962年，嘉庚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之际，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“归来堂”落成。40多年来，已有不计其数的集美乡亲受先生那永不动摇的爱国之心感召，从海外归来。

　　1937年七七事变，全国震惊。侨居新加坡的陈嘉庚认为：日寇得寸进尺，步步进逼，这是祖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困难，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，国人必须奋起抗战牎他为抗日奔走呼号，自己出资出力，同时也号召海外华侨共同行动起来。为此，日军曾一度视他为全南洋反日的“总头目”，对他加以追捕。期间，他随身携带一包毒药，随时准备以身殉国，绝不向日军屈服。

　　1940年，陈嘉庚率领“南侨慰问团”回国，经历各战场，访问国共两党，“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，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辛苦”，在亲眼对比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望和延安苏区的清明政治后，他心情激动地指出：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！”

　　1949年新中国诞生，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，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。看到伟大祖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他内心充满喜悦与兴奋，报国的热情更高了。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产业变为现款加上筹款共汇回1000多万元（人民币），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。同时，他以年迈之躯，积极参政议政，甚至不辞辛劳地奔波于祖国各地，历时97天，行程25000华里，亲历16个省55个城镇及其工厂企业，考察祖国建设情况并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或建议。

　　先生的爱国情怀是永不动摇，有始有终的。张其华老人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件感人的事。1961年春，嘉庚先生病危之际，记忆力已严重丧失，常常昏昏沉沉，甚至神志不清，惟独台湾回归一事，永不忘怀。他在弥留之际的遗言里也提到，要尽快解放台湾，台湾必须回归祖国。守候在他身边的人员无不为之感动落泪。他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统一斗争了一生，可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　　嘉庚先生对祖国的忠诚，还集中体现在他为建设家乡集美所做的努力。集美镇第一任镇长陈顺言告诉记者，校主倾资发展家乡教育自不用说，更难得的是他对普通群众的生计问题也十分关照。上世纪50年代，在极力主张填海修建厦门—集美海堤时，嘉庚先生细心地想到了当地渔民的生活出路问题。由于集美三面环海，当地群众多以捕鱼、养殖为生，而海堤的建设使得一些渔民收入受到影响，嘉庚先生便特意嘱咐陈顺言与厦门水产局局长陈春生联系，输送了一些人跟渔船到外海，培训外海捕捞；当年兴办学校征用大量土地，嘉庚先生就让失地村民参与学校建设，或到学校当校工维持生活，以工代赈，解决了他们的出路，这些人后来退休后大多都能领到丰厚的退休金。鹰厦铁路快完工时，先生想到3万多名建筑工人的出路，便向上级汇报，争取到一些工厂项目落户集美，其中包括能安置大量工人的纺织厂项目，大大解除了这些工人的后顾之忧。陈顺言到集美工作一两年后，有一天嘉庚先生突然问他：“你来集美没有搞什么建设吧？”陈顺言赶紧向上级争取，由市委拨出专款在集美建了6个饮食店、两个市场、两个百货店，银行、邮电局、粮食局也建到了集美。此后，嘉庚先生还特地于1956年6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，把陈顺言带到北京，让他多看多学，回来把集美的建设搞得更好。